新四军留守机构的历史定位与斗争策略

文/刘怡嘉  熊河水

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后,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根据时局和形势的变化，先后和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谈判，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等组织,以取得合法的地位。党中央对南方各游击区的谈判改编工作非常重视,认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他们”。①应而在方针政策，原则策略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意见。而国民党反动派在谈判改编初期虽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但随着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后,采取了铲除,消灭的政策,国共之间的矛盾焦点落在新四军后方留守机构身上。随着国民党反共面目的逐渐浮现,其顽固派以不同手法制造摩擦，新四军留守机构被敌人一一拔除,其战略支点的地位被逐渐削弱。在这一过程中,新四军留守机构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斗争,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有斗争失策,给当今时代留下了很多借鉴和启示。

地位之争:南方战略支点的合作与分歧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我党政策由逼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面对日寇的紧逼,国共两党进行了必要的接触和联系,"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华民族陷入了亡国灭种的危机,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共同抵御外族的入侵。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而对于南方八省十五块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国民党采取不承认,不认可的态度,国民党反动派制定“北和南剿”的政策,企图利用抗日主题拔除消灭我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早在西安事变之后,我党就把南方红军游击区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37年7月23日,周恩来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彼森,在回答国共谈判问题时，说到“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举行了五次谈判会议。我们仍在南方一些游击区活动的部队,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南京企图把他们缴械,瓦解掉。这我们不能同意”。②面对南方游击区的问题,国共两党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就其合法性和地位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后,我党希望以新四军留守机构的形式继续保留南方革命运动的支点,而国民党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围绕新四军留守机构的地位，国共两党从中央到地方都进行着激烈较量。

中共中央对南方红军游击区的问题高度重视,通过一系列的文件、指示、电报和谈话对南方红军游击区的工作进行指导。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南方各边区红军游区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当时,党在南方的游击区涉及60多个县,在这里有红军游击队等革命武装,保留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有相信共产党和红军的广大工农群众,为党在南方开展革命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共中央不可能轻易放弃这些战略支点,但在抗日合作的大局面下,只有通过谈判以取得合法地位。对南方红军游击区作为南方战略支点的地位,中共中央及相关负责人也进行了阐述。1937年11月7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高领导人项英向中央汇报工作时说:“南方各地区的游击战争,虽在极端困难和困苦中”，仍“保持我们经过十年血战的许多战略支点。”与此同时，具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同志,把南方红军游击区与抗日战争任务相关联,指出；“南方游击区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因此,中共中央从领导层到政策面对南方红军游击区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位,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执行,之后成立的新四军留守机构,就是这种精神和政策的贯彻执行。1937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对南方各游击区作出了正式决议,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对其地位进行了高度评价:“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

通过谈判改编获得合法地位,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成为南方各游击区的主要任务。然而,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面上默许留守机构的存在,骨子里反共面目丝毫未改。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也早有预见。“国民党企图拨掉这些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之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拔去他们。在这个办法失败之后,现在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把他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秦邦宪在给刘英的信中也指出:“中央的意见认为南方各地的游击队及游击区域是我们多年来牺性奋斗而建立起来的重要的革命战略支点及革命武装。国民党多年来,甚止当与主力红军谈判时，仍企图以武力扑灭他(今春所谓“停抚进剿”)⑤国民党地方政府贯彻蒋介石集团的意图,从新四军后方留守机构成立之初,就采取了限制、破坏的手段，不允许我党势力在南方存在。1938年初,蒋介石电示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闻共党徐特立等在湘为共党宣传,诋毁本党,应严加监视，对于共党秘密组织更应切实取缔。湘为革命根据地,绝不容其他党派活动为要。”1938年2月28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电令各县。“本省各级共产党部队，业已奉令改编,月底以前完成开拔离赣,近察各地仍有不逞之徒,假借共产党之名,派粮要款,蓄意破坏抗战工作,亟应严厉裁制。”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根据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关于平江通讯处活动的报告致电军令部,要求对平江通讯处的政治行动进行查办,并饬其"扫数开拔前方”。3月15日,福建省政府对新四军驻闽办事处发布取缔令：“无论国军或红军或地方任何部队,一经改编为抗日队伍,出发杀敌,已无设立留守处之必要。乃闻闽省已受改编开赴前线部队,尚有在闽设留守处从事活动者,应属严予饬缔……如有违犯,不遵命令,一律视同土匪严办云。”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会后又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国民党地方当局更加有恃无恐地破坏新四军后方留守机构。湖南省政府很快发布关于“防共与防匪”的通令,指示各部门对共产党人“应以诚恳态度诱导之,令其溶化于国民党，为国民党所用”。驻守在平江的第27集团军召集当地驻军召开联席会议,专门讨论防止共产党的办法,决定成立湘鄂赣边区防范异党委员会,采取“感化、溶化,在必要时分化瓦解之”的政策,增加特务经费,各乡镇秘密建立特务班、巡逻队,监视平江通讯处的活动,并通知平江通讯处:“嘉义没有新四军,通讯处没有保留必要,要保留须向27集团军报到，经批准方为合法。”1939年4月,周恩来到达江西上饶参加三战区政治工作会议,顾祝同乘机提出限制中共在后方“假军事机关名义训练党徒”等行动的四项协议:“一，停止本战区一切非法活动,并切实禁止以后不得再发现如上列或类似及其他违法事实；二,在本战区各部队、保安团、壮丁队等以及各级军政机关内,中共均不得有组织及派员秘密活动；三,新四军之后方办事机关,除准予设立之通讯处,专事运输及联络外,应切实撤销其公开秘密之一切办事处、留守处、通讯处、联络员等级类似名目,并禁止以后不得再利用新四军名义掩护共产党之活动而制造违法事实;四,撤销各种未核准之训练机关并禁止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⑦这个协议,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反共、限共的丑恶面目，对新四军后方留守机构存续造成了极大挑战,对我党保存南方革命运动战略支点的目标给予了很底破坏。

斗争之艰:新四军留守机构的斗争与消亡

新四军开赴前线后,其在各游击区域成立的留守机构任务特别繁重,它既是新四军的办事机构,也是各级党组织机关,肩负着领导各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和办理新四军后方事务的任务。这种党军一体的模式非国民党所容忍,与其排除异党,稳固后方的目标相左右,因而其政策不断恶化，新四军留守机构的形势越来越危险严峻。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事端,极力产生摩擦,或军事镇压,或威逼利诱,使新四军后方留守机构或短或长一一消亡。中共中央东南分局1938年3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个时期江西的环境，经过各方交涉,各部队集中,在表面上减少了一点摩擦,但各方的敌视态度继续存在、对于一切民众运动加倍控制和防止我们活动，特别是特务机关到处都来监视我们，公开说：防共是第一”。在一过程中,新四军后方留守人员坚持原则、坚守阵地,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殊死斗争，作出了巨大牺牲。新四军后方留守机构在斗争中消亡,在消亡中斗争。国民党顽固派消灭留守机构的手段，最终归纳为二种主要形式：军事镇压、威逼利诱。

军事镇压是新四军留守机构消亡的主要原因，也是国民党顽固派对付留守机构的主要手段,他们制造各种事端,借口产生摩擦，进而对新四军留守机构进行军事镇压。在汀瑞游击区，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镇中极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企图瓦解,吞并汀瑞抗日游击支队,1938年1月11日,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会员谭震林及随员7人,前往大庾池江向项英汇报请示工作,途径瑞金县城时,在办事处召集汀瑞中心县委和抗日游击支队负责人会议。14日会议进行期间,突遭黄镇中1个营的兵力包围,将谭震林和参加会议的负责干部30余人全部扣押,并枪杀了肖忠全,新四军驻瑞金办事处的工作被迫中断。第二天,新四军2支队秘书长温仰春在南昌新四军军部领取电台、经费后,带领从延安派来的新四军干部和机要人员等10多人返回福建,途径瑞金时,也被黄镇中扣留,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瑞金事件”。事件发生后,新四军军部及驻赣办事处,驻庾通讯处分别向国民党地方当局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得到消息后,亲自  到赣州同国民党赣州专员马葆珩交涉，并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发出急电,抗议国民党军黄镇中部破坏合作抗日的阴谋活动,要求立即释放被扣人员,归还被抢去的电台、枪支和钱物。经过斗争和再三交涉,加上社会各界舆论的谴责,黄镇中不得不释放人员，归还物资。但黄镇中为了邀功,把游击支队领导人钟德胜,胡荣佳押送到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处看守所,经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交涉方于3月释放,回到军部。在皖浙赣边都昌留守处,国民党顽固派利用一个刚整编后的逃兵假借田英的私章文件,在乡下向土豪要粮要款的事情,进行阴谋策划,向省政府谎称:“田英仍在乡下打土豪分谷”。而田英任都昌留守处负责人时,向国民党政府备案使用了他的原名胡万生,国民党地方当局借口“留守处查无田英其人”,电令“仰即将其歼灭”。1938年4月6日早晨,国民党都昌县自卫常备大队等反动武装,突然将留守处团团包围,双方激战2个小时，终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留守处牺性4人,田英等3人被敌引诱被抓,在押往都昌县城的路上,敌李定辉、张旭晖等怀着对田英的刻骨仇恨,公报私仇,于7日将田英等3人枪杀在大港狮子山,并向上谎报:“田英等7人全部在战斗中击毙,”至此,都昌留守处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新四军留守机构在与国党顽固派的斗争中,有的也做了一些防范,甚至进行了军事上的自卫,但挡不住顽军的处心积虑,阻止不了拨除中共在后方的“战略支点”也是国民党战略目标之一,比较典型的是平江惨案和竹沟事件。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制定的政策逆转后,各地反共摩擦事件接连发生。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后,执行限共政策并把矛头指向平江通讯处。驻守平江的第27集团军叫嚣“嘉义没有新四军,通讯处没有存在必要”,派驻一个营监视平江通讯处的活动。面对复杂险恶的政治局面,平江通讯处根据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关于警惕中统特务、第27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庄文炳反共图谋的通报,多次开会讨论形势和应对的措施。为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中共湘鄂赣特委决定将党的机关与通讯处分开,平江通讯处搬到县城办公。然而,5月30日,蒋介石密电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设法制止涂正坤、黄耀南活动。杨森随后召开秘密会议,布置武装袭击平江通讯处。6月12日下午3时,敌特务营第3连包围平江通讯处,引诱涂正坤去乡公所开会,途中遭敌人伏击枪杀,通讯处秘书主任吴渊被敌捆绑至万寿宫前枪杀,扣押罗梓铭等一行人。当晚,罗梓铭等被施以酷刑后,押往虎形岭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惨案发生后,幸得脱险的办事处主任黄耀南与中共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长骆奇勋共同撰写和印制了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快邮代电》,及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日,制造平江惨案的罪行,中国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等相关机构召开悼念平江惨案被害烈士大会,毛泽东在追悼大会上发表《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要求严肃查处平江惨案肇事者,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声讨。鄂豫皖边的竹沟留守处从设立的第一天起,就被顽固分子、反动派和地痞流氓所疾恨仇视,成为他们造谣中伤,寻衅滋事的对象,某保安处副处长温某,曾公开在民众大会上攻击我们,大意是说:“一、新四军是土匪队伍,勒民诈财,收缴枪支;二、假使发现有共产党就捉起来,轻者坐牢,重者枪毙;三、民众赶快武装起来,我们虽不能打日本,但打八路军、新四军是很充足的”,把其怯于对敌，勇于对友的丑恶嘴脸    表现得一览无遗。到1939年9月,竹沟地区的形势已十分紧张,不断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捕杀零星新四军官兵和留守处工作人员的情况。对此,中共中央中原局及时作出了应付突然事变的战略部署,要求新四军在顽固派挑衅时要敢于自卫还击,另一方面,中原局决定缩小竹沟留守处,分期分批把中原的指挥中心和人员撤离。1939年11月，国民党军事当局下达了武装“清剿”竹沟留守处的命令,于11月11日突袭竹沟。在敌我力量悬殊和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下,留守处人员已伤亡100余人,遂决定当晚突围。在人民群众的帮动下,留守处官兵分批突出重围，国民党顽固派彻底消灭新四军竹沟留守处的阴谋未能得逞。顽军占领竹沟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留守处伤员、家属及当地群众200多人惨遭杀害。留守处交际科科长奉命前去交涉也被敌残杀于确山孤山冲，竹沟留守处被迫撤销。这就是竹沟惨案。此次事件为投降派与顽固派有计划大规模反共产党反新四军阴谋,汉奸汪贼倡导于前、顽固分子附和于后,习用于常、已成惯技。面对敌人的穷凶极恶、孤立分散的新四军留守机构就像风中的叶子，随时有被妖风卷走的可能。

威逼利诱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惯用手段,他们散布谣言,制造紧张空气,或利用信仰不坚定分子搞垮新四军留守机构。目的是排挤我党势力,让共产党在后方没有立足之地。由于后方留守机关具有党军一体的性质，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恐慌。“各通讯处更是以为党的唯一活动的机关所以引起各地当局注意我们活动,甚止到处派特务来监视我们机关和人员。”贺敏学回忆说：“由于我们活动太活跃,国民党害怕了,有几次想抓我们的人，结果抓到了国民党自己的人,国民党气坏了,就下令取消新四军驻庾通讯处”。思顺通讯站积极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会,与国民党横征暴敛进行斗争,使国民党地方当局和豪绅深为不安。1938年3月，国民党崇义县长派军训教官欧阳瑞带队进驻思顺区，并令第3区区长对新四军思顺通讯站严加防范，对共产党员大肆逮捕。5月，国民党崇义县当局“勒令取缔”思顺通讯站,通讯站被迫撤销,杨衍连等撤往大庾通讯处。国民党桂东当局对沙田留守处也采取了恐吓的办法,派两个班人枪驻在离留守处不远的炮楼里,杨言：沙田地区不能有共产党武装存在,要我们将武器交给他们“代为保管”，实际上是企图缴我们的械。由于形势逆转,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中共湘南特委决定,撤销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慈化通讯处成立之初,顽固分子就暗中阻挠我们的工作,并酝酿给通讯处以及党的负责人以打击,以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们大放空气,说:“李X是土匪,土匪居然也公开活动……”区公所禁止动员新兵加入新四军,并奉密令解散共党组织,必要时逮捕负责人等。1939年4月，熊式辉密令宜春县县长严查取缔慈化通讯处,派遣军队和特务疯狂地进行“清剿”。7月，新四军驻慈化通讯处被迫停止活动,李辉调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1938年5月,金资贵留守处的处境日渐困难。国民党资溪当局以新四军已开赴前线抗日,其遗留事务已办完为由,通知留守处撤销,使留守处工作不得不由公开半公开转为秘密活动。8月,国民党地方驻军对原游击队活动地区进行封锁,并准备9月派兵袭击留守处。面对这种不利形势,代理中心县委书记谢文翰带领留守人员和武装力量转移到闽北。至此,新四军第3支队第5团驻金资贵留守处被迫撤销。此外，国民党地方当局对留守处不坚定分子进行同化利诱。1938年，石塘通讯处主任陈晓军被石塘村公所软化,态度日渐消极,最后携带公款和一个地主家女儿逃跑,叛变了革命，把中共地下党员的名册交给顽固分子,使铅山县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之后的几任通讯处主任,有的因生活腐化被调离通讯处,有的因思想动摇而擅自离开,使新四军石塘通讯处的活动被迫停止.

历史之鉴:新四军留守机构的教训与启示

南方红军游击队顺应时局的变化,通过艰难曲折的谈判改编成新四军,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之后成立的新四军后方留守机构,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唤醒了人民、教育了群众，为全国抗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作为我党在南方战略支点的各游击区留守机构,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从上到下的一致政策，在敌人强大的军事力量面前，显得力量单薄,应对失策,最终导致新四军后方留守机构先后消亡,其教训非常深刻,对当今社会仍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新四军后方留守机构党的力量薄弱且分散,面对复杂严峻的局面，没有应对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与应变能力，是导致新四军留守机构消亡的主要原因。党在南方各游击区的力量随党的机构和人员的搬离,不论其规模还是决策水平,都相应地减弱,加上片面地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讲原则性，一未地迎合国民党地方当局,碰到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土豪劣绅的污蔑和摩擦,往往是应变无力,被动挨打，导致留守机购消亡或撤销。黄耀南在总结平江惨案的原因时也说：“我湘鄂赣特委缺乏高度的政治警惕性,虽对杨森的行为有所怀疑和警惕,但没有估计到事件出来得这么快。”而国民党在后方的反共政策从未改变过,加上其在南方“统治势力和统一性比在华北的统治力和统一性更集中些，同时更强大些”，致使留守处面对持续的反共挑战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没有强有力的应对举措。当下,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另一方面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发扬党支部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贯彻好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

2、新四军留守机构在政策执行层向上,还存在理解偏颇和认识模糊的问题,对留守机构的存续产生较大的影响。早在南昌谈判期间,中共中央就指出:“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当中央确定“各地游击队,大体上按集中三分之二,保留三分之一的原则,各游击区设留守处”之后,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很快否决了这一原则,转而决定：“南方各地区的游击队应迅速集中,全部开往抗日前线,不必留三分之一的部队在后方”。这对党中央关于坚持南方革命运动战略支点的决策在实践中进行了削弱。在留守机构中,当有人告诉都昌留守处处长田英都昌县政府阴谋搞掉留守处时他却说:“现在国共合作,不过去上边打官司!”当贵溪办事处三番五次动员杨文翰部队下山整编时,由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不执行,把各地上山联路的人员杀害,包括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由于对新政策的不了解,以致对保持自己独立性问题认识不清楚，使新四军留守机构在后方的处境步步惊心。因而,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学习理解好党的政策,贯彻执行好党的政策,是各级党组织和每位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在实际工作中,要保持政治上的坚定和理论上的清醒,把握政策的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增强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3.新四军留守机构面对敌人的污蔑与摩擦等反动手段。存在办法不多斗争不力的问题，致使工作被动受限。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对付新四军留守机构政策和办法都上下一气,方向一致,上层制定政策、防止异党活动，中层制造摩擦,进行武力打击,下层造谣中伤,渲染紧张空气,对新四军留守机构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打击。1938年8月,永新西乡农民针对国民党政府不合理的“三征”(征兵、征物、征购)活动,将下乡强征的10多名乡丁扣留,被称之为"禾山事件"。国民党方面乘机造谣中伤,宣称这一事件是共产党策划和领导的,以破坏抗战反对政府的罪名,悍然逮捕了有公开身份的中共湘赣特委委员龙珍,随之黄岗留守处也被撤销。在平江惨案调查的代佳未策电称：“查涂正坤等纠集土匪,扰乱后方,枪杀国军官兵、灭尸缴械、危害地方、实属目无国法已极。”他们运用国家力量打压,极尽诬陷栽脏之能事。而我党顾念抗战大局，除了严正抗议之外，应对的办法不多,更不要说在摩擦中采取主动的反击措施。因此,面对当今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有战略眼光,保持战略定力,掌握解决矛盾的主动权。要发挥斗争精神,不被形势所迫,不为困难所困,披荆斩棘,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要有创新思维,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斗争本领,就可以经受住任何风险的考验。

新四军后方留守机构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组织,承载着党中央保留南方革命运动战略支点的希望，为新四军抗战和后方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新四军留守机构的逐渐消亡、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和借鉴。

（刘怡嘉系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宣传科副科长、馆员，熊河水系江西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研究馆员)

撰稿：刘怡嘉  熊河水

图片：王健根

编辑：刘   艺

审核：王健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