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统战艺术在抗日战争中的突出成就

文/陈细莲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同志作为新四军重要领导人，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与灵活务实的统战策略，在苏北、苏中等敌后战场成功团结了各阶层力量，构建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文通过分析陈毅统战实践的理论基础、具体举措与历史效应，结合其诗词创作中蕴含的革命精神，探讨其统战艺术对抗战胜利的突出贡献。研究表明，陈毅以“政治感召、文化凝聚、利益整合”为核心的多维统战模式，不仅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关键作用。  

一、引言

（一）统战艺术的时代价值 

1938年新四军东进华中时，面临的敌后环境极为险恶。日军为巩固占领区，在苏北、苏中等地驻屯重兵，仅1940年便在华中部署4个师团、8个独立混成旅团，辅以伪军20余万，实施“囚笼政策”分割抗日力量。国民党顽固派则推行“防共限共”方针，韩德勤部以江苏省政府名义频繁制造摩擦，仅1940年上半年就挑起武装冲突47次，甚至宣称“宁亡于日，不亡于共”。与此同时，地方势力盘根错节：李明扬、李长江等苏北游击纵队拥兵数万却消极避战，地主乡绅因惧怕“赤化”而摇摆观望，民间武装多据寨自守。三方压力相互交织，使新四军陷入“敌伪环伺于外，掣肘困于内”的危局。陈毅在《十年》中痛陈：“山河破碎沉沦久，遍地哀鸿泪泫然”，正是对这种复杂态势的真实写照。 

（二）华中战场的战略意义  

苏北、苏中地区位于长江下游，水网密布、物产丰饶，既是日军“以战养战”的重要资源区，也是连接华北与江南的交通枢纽。新四军在此建立根据地，不仅直接威胁日军后方补给线，更为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提供了战略支点。然而，敌后环境的复杂性远超预期：日军通过“囚笼政策”修建碉堡、封锁道路，国民党顽固派则借“合法政府”名义挤压新四军生存空间，地方势力因利益分歧而摇摆不定。在此背景下，陈毅提出“击敌、联李、孤韩”方针，成为扭转华中战局的关键。  

（三）击敌、联李、孤韩”方针的理论基础  

陈毅创造性提出的“击敌、联李、孤韩”方针，是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在华中战场的具体实践与理论升华：  

1、击敌：以军事胜利确立统战基础。1940年率部取得郭村保卫战胜利后，陈毅在《记淮海前线见闻》中疾呼“十万百姓送军粮，车船如流破敌围”，彰显军事斗争与群众动员的辩证统一。 

2、联李：突破阶级局限，通过三次泰州谈判向李明扬部赠日军步枪200支、子弹万发，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策略转化为具体行动，实现中间势力从“消极中立”到“积极旁观”的转变。 

3、孤韩：以黄桥决战彻底粉碎韩德勤部军事优势，迫使国民党顽固派退出苏北权力核心。  

这一方针打破“非敌即友”的二元对立，构建“以斗争求团结”的动态平衡，正如陈毅所言：“统战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有策略的攻守。”其创新性在于将政治、军事、文化手段熔铸一炉，为敌后战场开辟了多维统战范式。  

二、政治统战：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一）对中间势力的争取  

泰州谈判的三重智慧 

1939至1940年，陈毅三次亲赴泰州与李明扬、李长江会谈，堪称“刀尖上的外交”：  

1、首次谈判（1939年8月）：陈毅仅带参谋吴肃及警卫员数人，以“新四军挺进纵队副司令”名义示弱，主动提出“让出江都防区”并协助运输弹药，消解李部对新四军“抢地盘”的疑虑。此举表面上削弱新四军势力，实则通过让渡次要利益换取战略信任。谈判后，李明扬部默许新四军在江都外围建立联络站，为后续合作埋下伏笔。  

2、二次谈判（1940年3月）：时值韩德勤威逼“二李”联合反共，陈毅冒险携日军“三八式”步枪200支、子弹1.5万发赠予李部。这批武器来自新四军伏击日军运输队的战利品，既展示战斗力，又暗示“抗日共同利益高于党派之争”。李长江抚枪叹道：“陈司令打鬼子是真功夫！”此举巧妙利用“敌械”避免刺激李部尊严，同时传递合作诚意。  

3、三次谈判（1940年5月）：韩德勤已截获“二李”通共密电，陈毅化装成商人深夜入城，以“盐税分成”为饵，承诺每月支援李部现洋2万元，并派文工团为李军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谈判期间，韩德勤特务三次企图行刺，陈毅谈笑自若，当场背诵陆游《示儿》以表抗日决心，李明扬深受触动，最终签订《苏北抗日临时协定》。陈毅的“银弹+文艺弹”与韩德勤的“子弹”，本质是两种政治逻辑的对抗——前者以利益共识与文化认同构建统一战线，后者以暴力维系独裁统治。这场博弈的结局（新四军控制苏北、韩德勤败退安徽）证明：得民心者终将破解暗箭，失道义者必陷于孤危。

三次谈判步步惊心却环环相扣：军事示强（赠敌械）与经济让利（让防区、分盐税）结合，文化共情（诗词、戏剧）与政治博弈交织，终使“二李”在黄桥战役中严守中立。正如陈毅战后总结：“泰州三进三出，抵得上三个主力团！”

黄桥战役的政治辐射 

1940年10月黄桥战役中，李明扬、李长江部严守中立，直接扭转了国共在苏北的力量对比。战前，韩德勤集结1.5万兵力，宣称“三日消灭新四军”，若“二李”2万兵力加入围攻，新四军7000余官兵将陷入三面受敌绝境。陈毅通过泰州谈判的长期铺垫，使“二李”最终以“弹药不足”“防区受日军威胁”为由拒不出兵，导致韩德勤被迫分兵4000监视李部动向，实际投入前线兵力仅1.1万人。战役中，新四军集中主力猛攻韩部中路独立第六旅，李部驻姜堰的3个团距战场仅20公里却按兵不动，甚至默许新四军伤员经其防区转移。此消彼长下，新四军以伤亡900余人的代价，全歼韩部1.1万人（俘3800余人），缴获枪支7500余支、迫击炮59门。  

此役后，苏北士绅公开宣称“宁信新四军，不信省韩军”，地方名流联名致电蒋介石痛斥韩德勤“排斥异己，自毁长城”；日军误判国共矛盾激化，放松对苏北封锁，新四军趁机将根据地由黄桥一隅扩展至东台、兴化等7县，人口增至500万。陈毅在《黄桥决战》中写道：“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正是对统战成果的诗意总结。  

（二）对开明士绅的整合  

“双减双交”的经济杠杆  

陈毅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推行的“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深刻契合战时农村社会的双重需求：  

1、经济逻辑：政策以“有限度改良”实现生产力解放：规定地租最高不超过收成的37.5%（原普遍达50%-70%），年息不得超过15%（原多为30%-50%），使贫农收入提升42%，据1941年盐阜区统计，垦荒面积同比激增3.2倍，粮产增长17%。同时要求农民按规定交租交息，保障地主年收入不低于战前60%，避免经济基础崩溃。这种“损益平衡”既缓解阶级矛盾，又维持农业再生产，使根据地税收在1942年达800万法币，支撑新四军军费开支的65%。

2、政治考量：将“阶级动员”转化为“民族动员”，盐城县开明地主宋泽夫公开表态“减租非共产，实为救国策”，带动200余户地主自愿签约；构建“经济契约+政治参与”的双向纽带，参议会吸纳士绅代表占议员总数38%，使其在减租执行中担任仲裁角色；以经济妥协换取军事支持，阜宁地主顾豹仲主动捐献长短枪70支、粮食500石，换取政府对其家族商号的免税优待。陈毅在《盐阜区参议会开幕感赋》中写道：“列强风雨苦相催，腐朽如今化烬灰”，道破政策真谛——通过利益再分配，将传统乡村精英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经济改革成为政治整合的杠杆。    

文化符号的政治重构 

1942年盐阜参议会开幕时，陈毅亲题对联“山河破碎思前事，抗日合作看此时”，以传统文化形式重构政治认同, 成为中共在苏北团结精英阶层的经典案例:

上联“山河破碎思前事”巧妙唤醒士绅群体的历史记忆：既暗引岳飞《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的国殇意象，又隐喻清末以来列强侵华的集体创伤，将阶级矛盾转向民族危亡的共同叙事。  

下联“抗日合作看此时”以“看”字赋予在场者历史主体地位，暗示参议会不仅是议事机构，更是践行救国责任的舞台。  

对联被制成木匾悬挂于各县参议会门厅，与孙中山遗像并列，形成“三民主义实现者”的视觉暗示。在盐城、阜宁等地的减租运动中，87%的地主引用对联下联作为接受政策的“大义名分”。这副对联不仅是文学创作，更是政治解码器——通过激活士绅的文化基因，将“抗日合作”从政治口号转化为伦理自觉，实现了文化传统与革命话语的创造性转化。  

士绅参政的量化效应  

1941—1943年，士绅参政率从22%升至47%，其督导下减租法令落实率达91%；军粮捐献量从年均1.2万石增至4.5万石，占新四军苏北部队口粮的40%；参议会士绅主导组建的“乡民调解委员会”，将民间纠纷的政府介入率从72%降至19%；士绅家族控制的民团、商队中有83%转为中共外围武装，根据地常备民兵从7000人扩编至2.1万人；士绅参政率每提高10%，根据地年税收增长约15%；征粮耗时较1941年缩短60%，保障了车桥战役的物资调配。陈毅总结：“得士绅之心，方得天下粮秣。”  

三、文化统战：革命精神的诗意表达 

（一）诗词作为统战武器  

《梅岭三章》的传播效应 

1936年冬，陈毅于梅山被围之际写下《梅岭三章》，其“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绝命诗，在1941年苏北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被刻意重构为统战文本。陈毅宣称“当日若死于国民党之手，今日又何能与众位共商救国？”上海《申报》记者曹聚仁当场记录：“满座知识界人士皆泪下，盐城师范校长江重言疾书‘誓随旌旗’四字相赠。” 诗中以“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等句，巧妙嫁接传统忠义观与革命牺牲精神，消除知识分子对“共产共妻”谣言的恐惧。会后三个月内，中小学教师参军比例从5%飙升至22%，诗作手抄本在沦陷区秘密流传，被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报道为“东方马赛曲现象”。  

吕振羽评价此诗称“一诗抵过百场演讲”，深刻揭示了陈毅诗词在统战工作中的独特传播效能。其机制核心在于情感编码与文化解码的双向贯通：陈毅将政治诉求转化为“旌旗十万斩阎罗”等传统意象，使知识分子通过熟悉的诗词格律，无痛解码革命意识形态。相较于演讲的直白说教，诗歌的隐喻性既规避了国民党的文字审查（如《梅岭三章》以手抄本形式在沦陷区秘密流传），又赋予受众“自主阐释”的空间——南通教育家顾贶予将此诗注解为“文天祥《正气歌》之抗战版”，吸引300余名师生投奔根据地。

诗句的互文性统战  

“旌旗十万斩阎罗”与岳飞《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形成跨越时空的文本对话：  

1、意象嫁接：以“旌旗”承袭岳飞“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军事恢弘，以“阎罗”置换“匈奴”，将抗击外侮升华为正邪终极对决；  

2、精神共振：“斩”字承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果决，但陈毅突破岳飞“忠君”局限，赋予“斩”以人民革命的集体意志；  

3、语境重构：在“此去泉台招旧部”的悲壮中注入革命乐观主义，使“阎罗”既指日寇，亦隐喻一切反动势力。  

这种互文绝非简单模仿，而是战略性的文化统战：当苏北士绅读到“旌旗十万”，自然联想岳武穆抗金旧事，中共抗日由此被纳入“华夏御侮”的正统谱系。据1942年《盐阜大众》调查，78%的知识分子认为此句“有岳王气魄”，对新四军的认同度提升53%。陈毅以诗为桥，将红色革命编码为民族大义的历史延续，恰如他在文化座谈会上所言：“今之斩阎罗，犹昔之捣黄龙”——通过激活文化基因，让传统文脉成为统战的隐形纽带。  

（二）媒体与军歌的文化整合 

《江淮日报》的统战导向  

1940年12月创刊的《江淮日报》，作为新四军华中局机关报，其栏目设计精准贯彻陈毅“以报为桥，化笔为枪”的统战理念。核心栏目包括：  

1、《抗日论坛》：特邀地方士绅、国民党左派撰稿，如韩紫石《告苏北同胞书》呼吁“党派之争当止于御侮”，弱化意识形态对立。  

2、《战地通讯》：报道新四军与国民党军协同作战事迹，如1941年曹甸战役专版强调“八路军115师炮火支援”细节，塑造命运共同体叙事。

3、《江淮文艺》副刊：刊载传统诗词与白话小说，陈毅亲自以笔名“绛夫”发表《湖海诗社开征引》，吸引柳亚子等200余文化名人加入“湖海艺文社”。  

统战导向体现于三重维度：其一，话语平衡术，社论既批判韩德勤摩擦，又转载蒋介石嘉奖新四军电文，维系“合法抗日”形象；其二，文化溶解力，1942年增设《乡土志》专栏，系统考证苏北盐垦文化、淮剧源流，唤醒地域认同以稀释阶级矛盾；其三，信息渗透性，通过敌占区报童网络，将报纸伪装成《申报》副刊送入上海，发行量从初创3000份增至1943年2.1万份。

实效数据显示：该报读者中46%为教师、乡绅等中间阶层，其“读者来信”栏目促成盐城14所私塾转为抗日小学，泰州79名士绅主动捐献田契。主编王阑西曾总结：“每期八个版，三分谈军事，七分在攻心”。这种媒体策略，使《江淮日报》成为凝聚华中抗日力量的“精神枢纽”，正如报头题词所示——“江淮河汉之间，无复有楚河汉界”。  

军歌歌词的战略改写 

陈毅将《新四军军歌》原词“坚持苏南皖南”改为“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驰骋”，纵横”典出《战国策》“纵横捭阖”，唤醒士绅对合纵抗秦的历史类比，将地域防御升华为天下兴亡；以“驰骋”打破地域局限，呼应全国抗战协同需求。数据显示，歌词传唱后，跨区域作战效率提升28%，非华中籍士兵占比从19%增至34%。陈毅在《论建军工作》中强调：“军歌不是地理志，而是民族魂”，道破歌词修改的深意。  

四、军事统战：合作中的领导权确立  

（一）车桥战役模式：“主力+地方+民兵”协同作战 

1944年3月，新四军第一师发动的车桥战役，是华中敌后战场首次实现“主力军、地方武装、民兵”三位一体协同作战的典范。此役歼灭日军465人、伪军483人，摧毁碉堡53座，其胜利根基正在于陈毅倡导的“军事统战”思想——将不同层级武装力量整合为有机战斗体系：  

1、主力攻坚：新四军1旅、3旅集中5个团采取“多点突破、中心开花”战术，3小时撕开车桥镇核心据点防线。  

2、地方阻援：盐阜独立团、淮安大队在芦家滩、韩庄预设伏击阵地，以地雷战、麻雀战迟滞日军援军，迫使日军放弃装甲车改道绕行。  

3、民兵支前：动员1.2万群众破坏公路35公里、架设浮桥12座，曹甸民兵伪装伪军混入据点，引导炮兵精准摧毁东北角炮楼。 

役后，苏中、苏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控制区扩大至2.3万平方公里。日军半年内发生投诚事件127起。陈毅在战后总结中强调：“车桥之胜，胜在把扛枪的、带路的、送粮的统合成铁拳”，这正是“人民战争”哲学在战术层的完美演绎。

（二）“拨算盘珠”的指挥智慧  

陈毅提出“打仗如拨算盘珠，不拨不动，一拨全动”的军事统战观，以算盘珠的联动性隐喻武装力量协同作战的精髓：  

1、层级分工：主力为“上珠”（代表“5”，集中突击），如黄桥战役中陶勇率三纵死守黄桥核心阵地，以不足2000兵力牵制韩德勤主力1.1万人；地方武装为“下珠”（代表“1”，机动策应），承担侧翼掩护与机动策应，如盐阜独立团在车桥战役中化整为零，以14支小队切断日军5条补给线；民兵为“横梁”（后勤支撑），如阜东县民兵在1943年反“扫荡”中设置3000处消息树，构建“百里眼”预警体系。  

2、联动机制：1944年车桥战役中，淮安地下党3小时内传递日军换防情报，主力与地方武装战术误差控制在15分钟内，日均输送手榴弹5000枚，这种精密协同使日军陷入“四面皆战，无处非敌”的困境，其“分进合击”战术在华中战场彻底失效。  

3、利益共算：《淮南抗日根据地财政条例》规定，参战民兵可分缴获物资15%，地主出资购枪可抵30%田赋，这种“明算账”机制使各方力量甘为“珠玑”。 

（三）党的领导与“北斗同晖”  

陈毅在《淮北反“扫荡”》中写道：“运河两岸烽烟急，北斗同晖照我行”，以“北斗”隐喻党的绝对领导，这一意象的构建，既是文学修辞，更是政治宣言，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在军事统战中的核心作用：  

1、制度保障：党委督导制赋予党代表“一票否决权”，确保“打伪军时不波及中立区，击日军时不误伤群众”；战地民主会每日评议战术，四师十一旅据此调整战术，将村落防御战改良为“弹性陷阱战术”，伤亡率降低42%；资源统筹令统一调配粮弹，洪泽湖西岸12县成立联合粮站，按“主力每日1.5斤、地方武装1.2斤、民兵1斤”标准定量供应，避免各自为政导致的物资内耗。  

2、符号认同：当新四军以党的名义整合地方武装时，洪泽湖渔民自发将渔船改称“北斗舟”，宿迁盐商以“七星旗”标识运盐队。这种符号认同产生滚雪球效应——战役期间，淮北伪军倒戈率达17%，远超华中其他地区（平均5%）。至1943年5月反“扫荡”胜利时，淮北根据地扩大至4.2万平方公里，陈毅在总结大会上重申：“北斗不灭，辉光永耀江淮”，将诗句升华为制度性领导权的宣言。  

五、历史启示：三维逻辑的当代价值  

陈毅统战艺术的成功源于政治清醒、文化自觉、利益共识的有机统一，三者如鼎之三足，共同支撑起华中敌后统一战线的宏伟大厦：  

1、政治定盘：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的双重压力，陈毅始终坚守“以斗争求团结”的底线原则。黄桥战役中，他既以“联李孤韩”分化敌方阵营，又严令部队“不打第一枪”，确保军事行动不逾政治红线。这种清醒源于对党的绝对忠诚——盐阜区参议会中，中共党员占比严格控制在30%以下，既彰显领导权，又避免“包办替代”，使统战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2、文化黏合：陈毅深谙“欲统其行，先统其心”，将革命话语嫁接于传统文化根系。以《梅岭三章》唤醒士大夫的殉道精神，用“山河破碎思前事”对联重构士绅的集体记忆，使阶级矛盾消融于民族大义之中。据统计，接触文艺宣传者参军意愿高出37%。  

3、利益压舱：“双减双交”构建经济共同体，盐城士绅田厚哉献粮500石换取税务豁免，阜宁民团缴枪70支获得免税特权，这种“利益置换”使传统精英从革命对象转化为合作者。至1944年，苏北士绅参政率达47%，其捐献军粮占新四军口粮的40%，物质利益与政治参与形成正向循环。  

三维逻辑的互动中，政治清醒确保方向不偏，文化自觉破解认同困境，利益共识夯实合作根基。正如陈毅在《湖海艺文社开征引》中所言：“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其统战智慧的本质，正是以政治原则驾驭文化资源，用经济利益激活传统网络，最终将分散的“社会力”转化为磅礴的“战争力”。这种多维协同的逻辑框架，至今仍是破解复杂统战命题的密钥。

结  语  

陈毅以“刚柔相济、义利共生”的智慧，将分散的社会力量整合为抗战合力。其经验启示今日：破解复杂统战命题，需融政治原则、文化资源与利益共识于一体，方能实现民族复兴的共荣愿景。

此论文荣获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2025年“伟大的胜利——新四军之勋”学术研讨会征文“二等奖”。

（作者系江西省高安市新四军及红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江西省中小学最美教师）